1967年9月10日凌晨两点，南京玄武湖上刚散尽一场急雨，凉风掠过军区大院的梧桐。许世友结束京沪线上一周的军务，脚刚踏进官邸股市配资行情，便闻到隐隐的木屑味。他推门一看，墙柜锁孔炸开，碎屑撒满地板，原本塞得满满当当的老酒整齐消失，几只空坛孤零零倒在角落。手枪、证书、甚至旧战功勋章都没动，惟独那一柜子茅台不翼而飞。沉默半分钟后，他把军帽往桌上一扔：“能耐！专挑软肋下手。”
天亮前，他通过保密线直接拨给北京。“总理，家里进了贼。”许世友尽量压低嗓音。“要紧的东西在不在？”周恩来问得干脆。“文件和武器都在，就是酒没了。”短暂静默后，电话里传来笑声，“老许，你命比酒贵。放心，酒可以再酿。”一句轻松化解尴尬，倒让许世友不好再说什么，只闷声应道：“这话可记着。”
当年全国物资紧张，茅台厂年产不足千吨，军区分配屈指可数。许世友凭多年的伤疤与勋章，每月只能领到几瓶，他舍不得开封，逢大战告捷才“论功行赏”。南京兵们开玩笑：司令的酒库，比弹药库还金贵。贼人显然深谙此情。
酒缘得追溯到1914年。那年秋天，8岁的许世友被武僧林金子带进嵩山，蹲桩、举石锁，夜里收拾斋堂时，他偷偷抿下一口客僧剩下的米酒。辛辣如火，却暖透腹腔。从那以后，无论练拳砸沙袋多苦，若能在月下抿一盏，他第二天肯定比别人起得更早。有人问他为何不怕痛，他掂了掂酒碗：“有这玩意儿，筋骨都听话。”
1921年他闯出少林，因怒打地主少爷被迫逃亡，辗转吴佩孚、冯玉祥两支军队。烧杀抢掠的腥味令他厌恶，他宁可喝冷酒，也不肯对百姓举刀。1926年秋，黄安小镇传来“打倒列强，扶助工农”的口号，他听得激动，直接把旧军装扔进水沟，从此戴上红臂章。
长征途中，他挎着那口鬼头大刀，总在最前面开路。1935年渡金沙江前夜，部队下令戒酒，他还是偷偷润喉两口。毛泽东找他：“刀能挡子弹，酒可挡不住失误。”许世友抱拳承诺：“临战不沾，败仗不沾，夜战不沾。”誓言一出口，十年未破。
抗战爆发，他在豫鄂皖砍出“许大胆”的名号；解放战争，他率先过江，刀尖插进南京城头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四十一岁，端着战友递来的茅台敬毛主席：“没这支队伍，就没今天的许世友。”主席答：“没你这把刀，江南未必这么稳。”
进入60年代，战备物资层层紧缩，茅台成了真正的奢侈品。许世友不改旧习，每逢打胜仗或老兵退伍，必开坛共饮。一次宴席，他举杯对警卫员说：“酒不光是爽口，它能让人记住牺牲。”旁人半开玩笑：“您这是拿酒当勋章。”他点头：“对，勋章带不进棺材，酒香留得住兄弟情。”
回到被盗当日，当地公安连夜调查，最终只在江边查获几个空坛，真凶却没抓到。许世友态度反常：“算了，能偷走酒，偷不走战功。”然而南京兵们心里清楚，司令嘴硬，心里正疼。
10月初，周恩来来到南京军区检查。临行前，他亲自挑了六瓶飞天茅台，用木箱钉好。抵达大院时，箱子由总理贴身警卫亲手交到许世友面前。许世友先摇，再闻，最后拎起一瓶对总理微微一笑。“老许，这不是补偿，是嘉勉。”周恩来拍拍他肩膀。许世友回敬：“等到下一次凯旋，这六瓶一起开封。”一句话，士兵们听得热血翻涌。
时光翻到1985年3月，医生确诊他肝癌晚期。“病不拖人，手术免谈。”他写下病程意见书，又补一句：“葬我老家，别忘带几瓶茅台。”10月22日凌晨，他在病房安静合眼，终年七十一岁。遵照遗嘱，灵柩运回河南新县，盖八一军旗土葬。下葬前，警卫员将那箱六瓶茅台轻轻放入墓穴，棺木落土，泥土封口，酒香逸散在秋风里。
送别的老兵自发带来各色军功章，还有三五瓶自购的茅台，逐一摆在松柏下。有人低声说：“司令一路都带着酒，却从未误过一个钟点。”另一名老兵回应：“他能把大刀举得稳，也能把酒杯放得稳。”
茅台失窃，是个插曲，却也让外人窥见这位虎将的另一面：粗犷里透着几分孩童般的执念。那份执念，正像埋在故乡泥土中的六瓶老酒，静静守着竹林与山岗，守着他用刀锋和赤诚换来的宁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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