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研究中，很多观点其实都是老调重弹，形式换了瓶子而已。观察历史人物的言行，比他们口头上的承诺更重要。正如陈寿评价诸葛亮时说的“及亮卒，如其所言”，我们也不禁要问：曹操是否真的能完全做到如他所言？史书摆在书架上，随手可查，如果不懒得翻阅，还可以参考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》里的数据正规杠杆配资平台，清楚地呈现出东汉到曹魏的官僚结构变化。
从196年到219年，东汉时期寒族（即普通百姓出身，没有家族官职背景的人）占官僚的比例约56.5%；220年至239年，曹魏集团中寒族占比降至36.8%；到240年至264年，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5.3%。这里的“士族”指三代中至少两代担任过刺史、太守等地方官职的家庭，而“寒族”则是父祖辈皆未任过官的人。通过统计这些数据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官员阶层的变迁，也能辨别谁在夸大宣传或装腔作势。 对比蜀汉，寒族在官僚体系中的比例长期保持在高位。例如220年至245年，蜀汉寒族占官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6.2%，说明蜀汉在用人上更注重民间出身，保持了群众路线。而魏、吴两国随着时间推移，寒族官员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，甚至到了西晋（290-316年），寒族官员比例降至12.2%。士族在官僚体系中稳占优势，历史潮流难以阻挡，即便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，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影响。 所谓“唯才是举”，在当时实际执行中往往是“唯德兼资历”，背景和关系仍然至关重要。曹操时期，即便有才能的人，也可能因为出身或关系不够而无法得到提拔。比如张辽、夏侯惇等将领，即使勇猛有为，也需服从有权势的家族成员。姜维、吕蒙在蜀汉、东吴则能快速晋升，显示出不同政权对人才的选择方式差异。曹操在求贤过程中，虽然有《求贤三令》的名义，但实际上是结合权力集中的需求，通过选拔德才兼备、背景可靠的人稳固政权，而非完全凭才能。 总的来看，曹操时期的“求贤”政策带有非常规色彩，其用人方式强调权力控制和利益平衡，而不是单纯的才德评估。他的做法既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，也体现了士族与寒族、权力与人才之间复杂的博弈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用人，不仅是看才华，更要兼顾德行、背景和政治现实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仁信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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